看过《盗墓笔记》吗？对付“摸金校尉”，有比死缓更好的办法

人道酬和

    最近，公安部部督2015一号特大盗墓案有了结果。有“摸金校尉”祖师爷之称的姚玉忠数罪并罚，被判死缓，多名手下被判有期徒刑。盗墓犯罪，人人切齿，不少网友和专家呼吁对盗墓犯罪施以更为严厉的处罚。然而，如果文物非法买卖得不到遏制，尤其是“国内盗墓——境外洗白——回流国内”的利益链条依旧存在，严刑峻法难有实效。    打击盗墓，不要神话严刑峻法    网友和专家呼唤严刑峻法，无非是认为重刑的威慑力能减少相关犯罪。重刑能否减少犯罪，这个话题过于宏大，学界也多有争议。我们不妨把这个大话题放在一边，考察一下严刑峻法对盗墓犯罪有多大作用。
    对盗掘古墓，我国过去并不缺严刑峻法。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虽然属于非暴力性犯罪，但1991年我国增设此罪的时候，最高刑即是死刑。然而，盗墓犯罪依旧高发。
    2005年，时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张柏表示，据这几十年来的初步统计，被盗的古墓达20万座左右。被盗古墓不仅数量大，速度也很快。2011年，中国盗墓史研究学者倪方六曾哀叹，“目前古墓被盗和消失的数量与速度，都是中国历史上最高最快的。也许用不了30年，连盗墓贼都会陷入无墓可盗的‘尴尬’。”

这是盗墓分子盗掘古墓之后留下的盗洞

严刑峻法效果不佳，是因为它不是盗墓犯罪的对症良药：1、古墓常在荒郊野外，我国文物保护力量薄弱，无法有效保护，案件发现迟，破案率低，犯罪分子有侥幸心理；2、盗掘文物产业化，文物出手快，取证困难；3、改革开放后，民间收藏之风盛行，民间藏品需求量大，盗墓有利可图，自然有人铤而走险。

在2011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中，13个非暴力性犯罪取消了死刑，其中就有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支持者的理由之一就是遏制文物走私等犯罪活动，根本上还是要靠综合治理和提高破案率。反对者虽然担心会减弱震慑力，但也不得不承认，盗墓案件高发原因众多，盗墓死刑的存废并非打击盗墓犯罪的关键。

盗墓猖獗，“盗墓——洗白——回流”的产业链是更重要的原因

被盗掘的文物要想变现，可以在国内买卖，但风险较高；走私到国外，更容易找到安全稳妥出手大方的卖家，因此文物走私也是处理非法文物的常见手段，据山西公安厅警官李殷估计，每年大概有10万件以上的非法出土文物流出境外。然而，境外只是很多珍贵文物的中转站，它们最终的目的地还是国内。

被誉为“收藏界深喉”的吴树曾这样评价回流文物：大陆走私的文物，一个人在香港买下来后，发票一开，再通过海关回国，便可改头换面，变成了合法文物。由于文物合法对中国的藏家来说非常重要，品相好一些的回流文物，再拍卖时都会获得高额利润，最高可达10倍。

高额利润，使得“国内盗墓——境外洗白——回流国内”产业链非常发达。据业内人士介绍，通过专门负责运输的犯罪分子，从古墓中盗出的文物，1小时左右就能出手，3天的时间即能通过二次倒手让文物出境。

出境的方式有很多种，个人随身携带、集装箱夹藏和通过邮运快件大批量多品种走私文物都很常见。对文物流失威胁最大的来自海船集装箱货运。走私量大，但海关只能维持5%左右的抽检比，这意味着走私文物20次至少成功19次。

盗墓分子连重达一吨多的墓门都不放过

除了私藏夹带，伪装过境是文物走私屡试不爽的方法。由于文物鉴别难度大，海关警员又不是专业文物鉴定人员，许多出土文物都以打上“出口艺术品”标签的集装箱成批出境，绝大多数情况下也能顺利通关。

境外漂白也不是很难。不出名的文物可以在境外直接购买，有了发票，也就有了合法的身份；比较大型或知名度较高的古董，则有黑市掮客通过假造文件，联系不知情的博物馆为非法文物漂白；此外，境外“藏家”、拍卖行通过几轮买卖，也能让文物变白。

破解这个产业链，要加强对入境文物的监管

打击走私和漂白文物，需要国际合作，很难短时间内见效。但这个产业链的最后一环——回流国内，中国还是能有所作为。目前，我国对文物进口并没有太多的限制，个人携带古董文物入境并无太多特殊规定，按照自用、合理数量原则验放，超出自用合理数量的应按一般货物办理进口手续或予以退运，与一般物品无太大的差异。

相比之下，文物大国希腊对文物出口和进口都有严格限制：个人携带文物入境，须提前向海关申报，与进口文物有关的当事人要提供证据，证明文物是合法获得的，如果进口的文物是从希腊非法出口的盗窃物、盗掘物，该文物的所有权将归属国家。有这样的法律，即使有人把希腊文物偷出去，想再卖给希腊人也很困难，因为一旦被发现是被盗文物，希腊的进口商不仅赚不到钱，还会血本无归。

而在中国，文物回流常常被看作“国力强盛和文化繁荣”的标志，却忘记了回流文物由于有了合法的身份，价格更高，需求增大，会直接刺激国内古墓盗掘行为的增加。目前，我国大部分文物都是以自用物品的名义被个人携带入境，加强对入境文物的监管，不仅应要求提前申报，还应该让他们提交更充分的合法证明，不能一张发票就说了算。

适度增加个人购买和持有非法盗掘文物的成本和风险，会促使人们寻求购买那些合法文件更完整的海外流失文物，盗掘文物的需求降低，盗掘活动也会减少。

最重要的措施，是让民间收藏晒在阳光下

在我国的《文物保护法》中，虽然禁止“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从事文物的商业经营活动，但实际上这几乎是一纸空文，未经批准的所谓旧货市场、古玩市场都在经营文物，有业内人士估计，文物黑市中80%的文物是盗掘文物。

收藏者手中有多少文物，有多少是合法的，有多少是非法的？谁都搞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藏家买了盗掘文物，可以以海外亲友馈赠、传家宝的形式公开拍卖，文物部门根本无法验证。

希腊政府依靠健全的法律和有效的管理保护文物

在希腊几乎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希腊实行强制收藏申报制度，文物收藏者必须向文化部门提供所收藏文物的信息，包括文物详细的说明与照片等，并且至少每隔六个月提供一次新增的目录。未履行申报义务而转让的，文物将收归国有。

希腊允许个人文物转让，但也有交易限制。个体收藏者转让文物时，应履行报告登记义务，否则转让行为无效。珍贵的文物交易时，不仅要申报，还要提供详细信息。未经批准而转让的，转让无效，且根据情节可能被处以两年以下有期徒刑。

这就让希腊的每个收藏者的个人藏品都处在文化部门的监管之下。即使部分人愿意冒险买卖盗掘的藏品，但藏品本身缺乏相关文件，再次交易很难，更不要说赚钱了。所以，希腊几乎没有人会买卖那些没有登记和相关文件的文物。

相反，在中国的文物市场上，对于文物的来路，买卖双方常常心照不宣的是，“你不问我不说”。

    结语    严刑峻法打击盗掘古墓，只是打击盗卖文物产业链的最底层，摸金校尉倒下一波还有一波。而完善文物登记制度，对进口文物加强监管，盗掘文物没有了市场，没法流通，摸金校尉们自然就失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