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原东周儿童村 15年代养服刑人员子女305名

天蝎

早晨起床后，孩子们先去餐厅领取早点，然后要打扫宿舍和公共区域的卫生 本报记者 周哲 摄


吃完饭后，孩子们清洗自己用过的碗和盘子 本报记者 周哲 摄


一位在儿童村生活的孩子和亲戚通电话 本报记者 周哲 摄

　　一封特别的信寄至深圳，信末，是28个整齐而稚嫩的签名。
　　
　　信中写道：“黄阿姨（奶奶），您又寄来一千元，郭爷爷用这笔钱为我们每人买了双新鞋，每走一步，我们都会想到您。原谅我们对您的称呼，因为我们不知道您是阿姨还是奶奶……”
　　
　　信件发自三原东周儿童村——中国首个服刑人员子女无偿代养机构。
　　
　　12月5日至6日，本报记者前往探访。
　　
　　探访
　　
　　两餐无一孩子剩饭
　　
　　儿童村其实不是“村”，而是以一栋四层高的楼房为主的大家庭，内设宿舍、自习室、餐厅等。
　　
　　村内现共有工作人员8名，代养服刑人员子女46名——在读大学生2名、大专生2名、高中生3名、初中生8名、中专生5名、技校生4名，其余均为小学生。
　　
　　他们中，年龄最大的今年20岁，最小的3岁。
　　
　　据儿童村负责人郭东方介绍，孩子们目前主要在儿童村附近的东周小学和西周中学读书。
　　
　　孩子们每次上下学，都有专门的老师带领他们列队进出儿童村。而在回村后的打饭环节，孩子们也会自动列队。
　　
　　5日晚，晚餐为鸡蛋萝卜哨子面、油茶，6日早餐为牛奶鸡蛋，午餐为芹菜炒肉，主食为玉米粥稀饭和馒头。午餐时，孩子们好玩的天性开始显露，期间，一男孩发现粘稠的玉米粥可以吹起泡泡，惊喜地叫出声来，最后邻桌的孩子们纷纷效仿。
　　
　　饭后，孩子们各自在水池边清洗自己所用餐具。经观察，午、晚两餐竟无一个孩子碗里有剩饭。
　　
　　下午放学吃完晚饭，孩子们开始进入自习室学习。自习室一侧，设有图书馆，内藏数千册各类图书，均来自各界捐赠。
　　
　　“孩子很好管理，但学习成绩都不太好。”郭建华说，担心影响学习，孩子们只有周末时才能看电视。
　　
　　考虑到孩子的特殊心理，村内还有装着沙袋周末开放的发泄室。
　　
　　儿童村创立至今已15年，共累计代养服刑人员子女305名。这一切，还要从孩子们口中的“郭爷”说起。
　　
　　建“村”
　　
　　国内首家引起轰动
　　
　　“郭爷”名叫郭建华，现年75岁，三原东周村人。说起儿童村建村历史，如今满脸皱纹的他，顿时神采奕奕。
　　
　　1961年，从陕西师范大学毕业的郭建华先后在神木县中学、县广播站、县教育局工作。文革开始后，郭建华入狱服刑9年半，他的大儿子为此辍学，遭人歧视。
　　
　　文革结束后，郭建华被平反，回到三原东周村的他，凭借所学知识带领全村人搞起了乡镇企业。
　　
　　带领村民致富后，郭建华就寻思做些善事。这时，陕西省回归研究会某领导找到郭建华，说有大批服刑人员的孩子无人照管，望其出资。郭想起自身遭遇便动了心，与村干部讨论同意后，儿童村于1996年正式成立，地点设在原本用做村委会的新楼内。
　　
　　起初，郭建华还担心收不到孩子，不想首批就来了16个孩子。通过服刑家长与儿童村签订代养协议，儿童村负责为入村儿童提供食宿、医疗、上学等一系列服务，而所有的费用均由村内企业支付。
　　
　　儿童村的善举一时引起轰动，被誉为“世界第一村”。1999年11月，被中宣部、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共青团中央等5部委评为“全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先进集体”。一时间，媒体纷纷对儿童村进行报道。
　　
　　郭建华以为会这样一直下去，直到2000年。
　　
　　困境
　　
　　三千寿庆钱捐资儿童村
　　
　　跨入新千年，儿童村的开支已由每年的几万增至十多万元。这时，东周村企业逐渐改制倒闭，无力支付经费。
　　
　　儿童村的经费转眼成了问题，“等米下锅”现象不时出现。
　　
　　2001年11月，儿童村断了粮。郭建华带着孩子们前往村内废弃工厂捡废铁。过66岁生日时，他又将三个子女为他准备寿庆的三千元钱捐给了儿童村。冬天天冷，因无钱购煤，他只好带着孩子们拾柴禾、捡煤块。
　　
　　次年，媒体以“关注儿童命运”为主题，报道了儿童村的窘境，引起了时任陕西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赵正永的关注。
　　
　　2003年，赵正永前往儿童村调研，后召开会议。会议作出两个决定：将儿童村划归三原县司法局主管。同时，每年由省政法委、司法厅、民政厅等部门出资15万，支持儿童村建设。
　　
　　熬过难关，郭建华终于松了一口气。与此同时，社会上的爱心捐赠也纷至沓来。
　　
　　爱心
　　
　　捐款是想让孩子们读书
　　
　　2001年，听闻媒体报道，八旬退休老人周景颐夫妇，从云南来到三原，实地看过儿童村后，表示“愿在有生之年，每年捐助2.4万元”。
　　
　　2009年12月，一中年男子携子前往儿童村匿名捐款现金10万元，并拒绝工作人员开票。直到去年11月，西安某电脑城员工前往捐款，才一语道破该笔善款原系该电脑城负责人所捐。今年6月，该男子再度捐款10万元。
　　
　　此外，每逢“六一”等节假日，总会有各地市民自发给儿童村捐资捐物。
　　
　　众多捐助者中，深圳的“黄女士”让郭建华记忆深刻。
　　
　　从1998年开始，黄女士除自己捐款外，还发动周围20多人捐款。2000年秋开始，每到开学，儿童村就会收到黄女士等人寄来的捐款。
　　
　　然而，孩子们有了疑惑，不知该称捐款人为“阿姨”还是“奶奶”。与黄女士通过电话的郭建华，多次想请新闻机构采访她，让社会知道她的爱心行为，可都被其拒绝了，郭建华只好组织孩子们给黄女士写信。
　　
　　后来，黄女士在信中告诉郭建华：“这些钱来之不易，我们都是家庭妇女，都是五十、一百凑出来的，捐款的主要目的，是想让孩子们读书，让他们成为有用的人。”
　　
　　据媒体后来报道，黄女士现年46岁，曾在广东一百货公司当营业员，而她所捐款项，均是平日节省所得。
　　
　　黄女士等人的爱心没有白费，儿童村的孩子们用行动，证明了爱的价值。
　　
　　成绩
　　
　　路灯下看书后考上大学
　　
　　儿童村所代养的305名服刑人员子女，遍及陕、川、甘、豫、辽、鄂、晋等10省区。经儿童村代养，他们有的开起了商店，有的考上了大学甚至出国留学。
　　
　　这其中，以儿童村首名大学生阿林（化名）最为典型。
　　
　　据郭建华介绍，1996年他见到阿林时，他正在路灯下看书，随后将其收入儿童村代养，供其读书4年。直到2000年儿童村遭遇巨大经济困难，郭建华才让亲属将阿林领回。
　　
　　4年后，阿林以617分的高考成绩被南京理工大学录取，目前已在甘肃某部队工作。
　　
　　此外，经儿童村代养，25岁的李明（化名）在西安开起了电脑专卖店；23岁的周龙（化名）从西北大学毕业后前往国外深造；29岁的赵兴（化名）所做“朱元璋”、“满族少女”两件雕塑作品被中国蜡像馆收藏……
　　
　　忧虑
　　
　　很多孩子无法代养怎么办？
　　
　　如今，儿童村的经费已不成问题，却有另一件事让郭建华感到忧虑。
　　
　　东周儿童村成立后，西安、北京、河南、青岛等地纷纷效仿，全国设立了十多家儿童村。
　　
　　有关资料统计，我国监狱服刑人员约156万，其中有未成年子女的近46万，占总数的30%，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总数逾60万。容量几十人的儿童村，相比于60万未成年子女，仅是杯水车薪。
　　
　　我国法律目前尚无明确规定，当父母长期不能对未成年子女履行监护职责时，其他监护资格人必须承担监护职责。如此，一旦亲属无力或不愿抚养，服刑人员孩子极易揣着一颗冷漠和仇视的心流浪社会，甚至走上犯罪道路。
　　
　　而《未成年人保护法》所强调的保护架构，是基于社会、学校、家庭三重保护之上的。然而，一旦父母缺失，该架构就不再健全。在辍学之后，孩子就面临着流浪社会的命运。
　　
　　社会广泛建立的儿童福利院，主要救助对象为孤残儿童、弃婴，而父母为服刑人员的未成年子女，并未被纳入其保护救助范围。
　　
　　相比于流浪乞讨人员，服刑人员子女往往有亲属，又不符合城市生活无着落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所规定的“无亲友投靠”的标准，无法对其进行救助。
　　
　　“对服刑人员子女的保护，在法律上尚空白。谁能为更多服刑人员子女建立一个家？”郭建华站在大门口，望着上学的孩子们消失在雨中后说道。本报记者蒲晓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