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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都区愿意配合发放安全套的娱乐场所不足四成，这意味着在剩余场所防治人员会碰壁（资料图）
刘彦荣（右）说，他们在帮助艾滋患者的同时，也承受了很大的心理压力
核心提示
秦都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防治所员工的工作对象是艾滋病患者（下文相同说法，均包含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有时他们会扮成消费者进入娱乐场所，给男男同性恋者、“失足妇女”免费发放安全套。
这样做他们会尴尬，进入这种地方，和这样的人打交道，被熟人遇见怎么办？他们也苦恼，因为在表面上看起来，他们正以一种官方的姿态，助长了在普通人看来是不正之风的行为。他们有难处，因为没有执法权，区内愿意配合的老板不足40%。
但如何阻断艾滋，他们尚未想到比这更为行之有效的方法。
娱乐场所特殊的消费者
右腿？左腿？左腿？右腿……
2008年，某日下午，约3时许。咸阳市秦都区某娱乐场所前，不到40岁的刘会涛在此踌躇不前，左右走动。
他在思考一个听上去很荒谬的问题：到底“牺牲”自己的哪只脚，让其最先迈进眼前的这个在外界看来因与中国传统观念格格不入而略显神秘的地方。
当日与刘一同前往的，还有他另外两名同事。他们此行，正规的说法，叫“男男干预”。直白地讲，就是对男男同性恋性行为进行干预。
名义上为“干预”，事实上因艾滋病防治所没有执法权，他们所能做的，就是进去发现有情况时，将事先准备好的避孕套递到对方手中，并不厌其烦讲解，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染上艾滋病的几率会大大提高等。
然而麻烦之处在于，没有执法权这一点，就注定了他们不会轻易找着“猎物”。然而，以往经验表明，这些场所正是艾滋病的高发地。于是，部门工作人员扮演消费者进娱乐场所寻找目标，也就成了他们履行“预防”之职责范围内的事情。
“是否会碰到熟人不说，自己心中的那道坎就无法逾越。”直到如今，刘会涛仍记忆犹新的情景是，站在大门前，两腿一阵阵发酸，两眼直犯晕。
最后，在几名已有多次类似经历同事的劝说下，刘会涛“一咬牙，一狠心，才走了进去”。
对于扮演消费者进入娱乐场所给男男同性恋者、“失足妇女”免费发放避孕套的事情，副主任刘彦荣一直很苦恼：这至少在表面上看起来，他们正以一种官方的姿态，助长着这股在社会普通大众看来应属不正之风的行为。
然而，到目前为止，他们尚未想到比这更为行之有效的方法。他们也曾试图说服娱乐场所老板，试图使其“良心发现”。
但这种方法似乎奏效的时候并不多。刘彦荣曾做过统计，全区范围内愿意配合的老板，尚不足40%。这也就意味着，剩余的60%，他们得处处碰壁。“一旦将这些人边缘化，就等同于失去了遏制艾滋病的最原始的希望。”
“经常对病人苦口婆心，让自己变成了心理学方面的专家，但单就这个事儿上，同事们压力都很大。尤其是一些新来的同事，急需心理干预。”刘彦荣说，“好在目前这些同事的家属都还比较理解这份工作。”
赴京寻艾滋药的正常人
2009年9月份的某个深夜。北京。
调至秦都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防治所不到1年的孙越强，匆忙地奔走于北京市各大医院的药房间。
那年，孙越强46岁。自下飞机起，就几乎从未停止过的手机铃声，一直在提醒他，他不得不与时间赛跑：从搭上车，到他成功在北京市某家医院找到艾滋病患者使用的某一种药物，前后仅有48小时。
彼时，孙越强身在咸阳的其他几名同事，除了一名女士焦急地守在电话旁，等待北京各医院有无该药物的回电外，其他所有人全部陪伴在一位艾滋病患者的身旁。
当时，那名患者经常服用的其中一种药物，剩余剂量只能维持2天时间。不巧的是，那几天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因缺货无法提供。寻访周边省市疾控中心，这种药物也缺货。
关于艾滋病患者的药物治疗，一个众所周知的说法是，宁可不吃一顿饭，也不可一顿不吃药。
药物中断，意味着前期的治疗前功尽弃。紧急商量后，该所决定立即派人前往北京购置药品。为了提高效率，身在咸阳的人则事先通过电话与北京各医院取得联系。
一场竞争对手为时间的比赛，就此拉开。
除找寻药品本身困难重重外，患者的情绪此时也波动非常大，不断地重复着与“这也许就是命”等类似的言语。
“要不是在家的同事鼓励他，真不知道他会干出什么事儿来。”孙越强用“有惊无险”来形容那次北京寻药之旅——第二天他拿着药物从北京赶回咸阳时，患者只剩了一顿剂量的药物。
“事实上，如果偷偷懒，既然省里无法提供药物了，我们完全可以静静地等待，但我们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让他们感受到社会对他们的关注、关爱。”刘彦荣说。
艾滋患者的战友
鼓励感染者要活下去
2009年，秦都区艾滋病防治所接外省某血站转来一疑似病例。辗转找到当事人抽血化验后，“疑似”变为“确诊”。
确诊患者叫小斌，不足20岁，来自农村，家中4口人。“告知的那刻，小伙面色惨白，浑身发抖。”刘会涛回忆，后来小斌用“世界，在一夜之间发生了变化”来形容自己接下来的生活。
村里麦场边上，小斌几个平日里要好的哥们儿围在一起互相打趣，他刚凑过去，大家“忽”地一下子，全部四散开去。小斌的父亲同身旁的几位友人一样，将嘴边的烟头凑到同村某位老者的打火机旁，对方却本能地将拿打火机的手缩了回去。
世界，在一夜之间发生了变化。一个原本幸福的四口之家，自检验报告出来的那刻起，他们的欢笑表面看上去，似乎就再也没有了自由生长的空间。
众人眼里，他们身体中的每个细胞里，都有妖魔般的病毒在流淌，他们家的锅灶，他们家地里长出的粮食，他们家猪圈中圈养的老母猪以及猪仔，他们全家人呼出来的气，乃至他们走过的每一寸土地，都满满地侵蚀着病毒。
“那段时间，我每天晚上都陪他聊天，开导他。”刘会涛说，有一次午夜12时，自己睡得正香，小斌发来短信，简简单单“我想死”三个字，立即让他紧张起来，打过去电话劝了大半天，近20岁的小伙子才停止了啜泣。
那晚，两人聊了整整一个通宵。到第二天上午7时挂上电话时，刘会涛头天晚上就充上电的手机电池只显示一格。
此后几乎每天晚上，刘会涛都会同小斌或多或少地聊上一会儿。“如果他不提病情的话，我们一般不会提，但主要还是跟他讲一些正面、积极向上的东西。”刘会涛说，大约过了一年时间，小斌的情绪才稍微稳定了下来。
据刘彦荣介绍，同小斌一样，绝大多数患者在最初被告知时，无法接受事实，且情绪非常不稳定，“寻死觅活的情况很正常。最少也得经过一年，患者情绪才能稍微平复一些。”
“刘哥，我生活得很好”
同刘会涛一样，该所所有工作人员的手机中，都满满地储存着不同的短信。这些发件人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艾滋病患者。对于刘彦荣、刘会涛等人来说，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获得患者的信任。医学角度，这种信任也叫患者的依从心理。
“让他们听医生的话，听医生的劝导，重新树立信心，随叫随到随医治，及时服药等。”刘彦荣说，这也是有效治疗艾滋病患者最基本的前提条件。
小榕是一名“失足妇女”。在一次抽血化验中，她被发现携带艾滋病病毒。自觉无法面对丈夫的她，整天闭门不出，不愿与人沟通，甚至曾一度想要轻生。
在刘彦荣等人的劝导下，小榕逐渐知道了不少以前她从未知晓过的关于艾滋病的知识。除了白天她会打开自己房间的门外，有时候她还会故意到村子周边转转，见着人时乐呵地打声招呼，示意对方，自己活得很好。
也因此，小榕习惯性将刘彦荣亲切地称为“刘哥”。
在“刘哥”的帮助下，原本试图轻生的生命，不但没有枯萎，反而更好地生长——日前，在小榕写给刘彦荣的一封长达3000余字的感谢信中，她一笔一画地对刘哥承认：刘哥，最近我生活得很好。
（为保护隐私文中小斌、小榕均为化名）本报记者黄香梅/文侯建勋/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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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2-1 09:1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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