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追查网上不当留言 引发学生精神病

大嘴哥哥

“屋里坐了四个人，逼着我必须说。有人录像，沈小静(校党委副书记)拿着纸笔记录。当时我强忍着告诉自己，应该坚强一些，但心里面很受打击。”
　　———杨英
　　校方采取政治运动式的调查和处理模式，如对杨英私人房间及电脑搜查的行为、对其本人架设录像录音设备的行为本身就是违宪违法的。
　　———杨英代理律师、东南大学卫生法学学科领头人张赞宁
　　根据《北京市信息化促进条例》第36条规定，我们有责任对不当留言进行追查，并对发布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对杨英的调查，是在履行高等学校的教育职能。
　　———校方在法庭上的辩词
　　杨英(化名)每天睡十三四个小时，还习惯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因为吃药的缘故，他越来越胖，血脂高、血糖高，肝功能也不正常。他是一个正在治疗中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房间内，还有他发病时遗留下的见证：被砸坏的电脑主机、电视柜和墙上的斑驳痕迹。
　　2006年12月，他还是北京物资学院行将毕业的学生，因为网络上出现两处不当留言，而被学校调查。他的母亲因此被叫到学校，校方还警告他：如果不如实交待，将无法正常毕业，甚至会被移送公安机关。学校在问话时给他摄像，这加重了他的恐慌。现在回过头来看，在2007年上半年，怀疑被人跟踪监视并在深深的焦虑中有暴力破坏倾向的他，已经有了精神分裂的症候；只是家人当时对此病并无了解，仍把这一切看做是心理与情绪问题。
　　2008年元月起，杨英先后两次住院治疗，现在每月仍要吃2000多元的药物。他的病情得以控制，能够相对清晰地回忆既往。但每隔两三个月，他仍然会有幻听幻想的症状出现。“我会感觉身边所有的人都围着我，以我为中心，对我说话，暗示我。他们就像电影中的群众演员，都是导演安排好的。所有的声音都是针对我。这时我会脖子发僵，眼发直，头晕，天旋地转……”最新一次出现这种症状，是两周前，杨英随父亲在天坛附近做轻微体育锻炼时。
　　据中国法医学会司法鉴定中心2009年11月12日的鉴定结果，“杨英患有应激相关障碍，北京物资学院履行教育管理工作的行为起增荷作用，与产生此精神障碍之间系间接因果关系。”
　　杨英的父母，为此将北京物资学院告上法庭，要求学校承担法律责任，但他们一审败诉。2010年8月北京二审法院裁定，该案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今年6月29日，北京市通州法院再次开庭，但尚未宣判。
　　学校该如何履行教育职责，又不至于侵害学生的政治与人身权利，其间牵涉到诸多价值取舍，该案将提供一个可供评鉴的样本。
　　“我没想到问题会这么严重”
　　傍晚时分，杨英听到敲门声。他并不知道自己屋内的电脑IP地址已被锁定，打开门，进来三个人，有他认识的学校网络办管理员张云。“他们说：你这出事了，和留言有关。”杨英回忆。
　　电脑被打开，杨英看见张云在电脑前鼓捣了几下，然后说：就是这台电脑。此刻是2006年12月29日。一天前，北京物资学院职能部门发现，校园网页面上留言板里有两条同样内容的简短不当发言，发布时间分别为12月27日的下午和晚上。他们依据学校服务器里显示的IP，找到杨英租住的学校家属楼内。这是一个二居室，一年多前，杨英和一个校外人员，各租下其中一间。张云与同来的保卫处、学生处干部，确认该电脑为杨英所有，另一校外人员在不当留言事发时不在现场。
　　据北京物资学院提供的说法，杨英最初沉默，后来表示，他的校外朋友曾到访，用其电脑上网聊天，为了吸引注意而发布了刺激性的不当言论，但杨英不肯提供校外朋友姓名。
　　“他们对我说，这事说大也大，说小呢———说小也大。这句话我记得很清楚”，杨英回忆，他当时感觉心里咕咚一下，有点害怕。张云等人让他保持手机24小时开机，周末不许回家，保证随叫随到，“还说，你这事情不让参加考试也正常。”
　　当晚，杨英晚睡了一会儿，并未失眠。
　　这之后，杨英先后多次被叫到学校学生处、保卫处。“他们让我写个东西，交待整个事情来龙去脉。告诉我，说不清楚的话，可以把我移交公安机关。”
　　后来，学院感觉杨英并不配合，就通知杨英的母亲前来。
　　“杨英以前周五一般都回家，出事后他只对我们说有点事不回来了。老师要找家长，他不让。后来，校方打我电话，我在一个周日下午过去了，他在学校门口等我。我问他到底怎么回事，他说自己怎么可能在电脑上写这些，他很多朋友经常去他那里玩，也不知谁写的。我才安心了。”杨母说。
　　在学院保卫处，杨母被告知，这个事件还在调查。她感觉到自己的儿子有些焦虑。
　　“我感觉自己的前途很够呛了。大学一般都不找家长，请家长过来表明问题相当严重了。我母亲来学校时，我已经绝望了。我没想到问题会这么严重。”杨英说。还有半年的时间，他就要本科毕业了，他的成绩并不好，作为专升本学生，他曾经付出相当大的努力。他最大的兴趣在股票，他希望自己的本科学历能给自己未来在证券公司谋得一个职位。
　　在父母眼中，杨英从小就是一个有些内向的听话孩子，略显敏感，对自己的形象非常注意，成长的过程中基本没有受到什么挫折，心胸并不狭窄，有时候还开导父母。杨英并无精神病家族史，在居委会和邻里所作的证言中，他是一个“挺活泼开朗”“很正常”的男孩，见到熟人都打招呼。
　　北京物资学院在一审答辩中表示，杨英在校就读期间，“思维正常、生活独立、无精神疾病症状，也未因精神状况到学校医院就诊”。不过，杨英父母表示，他在校最后那一学期，已经表现出异常状态。
　　“屋里坐了4个人，逼着我说”
　　2007年1月16日，北京物资学院决定在问话的时候给杨英录像。校党委副书记沈小静亲自前来，显示出学校对此事的重视程度。
　　校方在谈及那次对杨英的“思想政治教育”时说：“原告(杨英)先说‘学校根据电脑IP地址怀疑是我发的，我认为也有道理’，后又辩称‘为什么就不能是黑客所为呢？’‘我有很多同学也经常用这台电脑、也知道账号’。显然，原告全面否认了前几次的说法，态度极其不好，气焰嚣张，扬长而去，妨碍学校正常工作进行。”
　　据录像视频，一开始，沈小静就表示，这是第四次问话，此前三次杨英都没有将问题说清楚。杨英坐在沙发上，不停搓手、摆弄头发与衣服，常常顾左右而言他。后来，沈小静与学生处的处长傅强，追问杨英此前是否对学校说过“那句话(不当留言)不是我写的，是我朋友写的”时，杨英予以否认，并说那句话是傅强刚才说的。傅强和沈小静的声音开始高了起来，认为这场谈话该结束了。傅强说：“你赶紧走吧！别谈了！你长了这么大不知道什么叫道理是不是？胡搅蛮缠的。”杨英开始激动地站起来，大声说：“我知道什么叫道德！”傅强说：“你还知道什么叫道德？！”杨英走了出去。
　　“屋里坐了四个人，逼着我必须说。有人录像，沈小静拿着纸笔记录。当时我强忍着告诉自己，应该坚强一些，但心里面很受打击。”杨英对南都记者说。
　　这次冲撞之后，很快就放了寒假。
　　对于新学期开始后的事实发展，双方开始各说各话。校方称，他们曾打电话找杨英，但杨英表示要考试，“为了不影响原告补考、充分保障其个人权益，学校一直未找原告谈话。”杨英则表示，他一开学就去找傅强，想再谈谈，但傅强在座位上，用一只手指着门口说：“你出去吧，没时间理你”。先后两次，都是如此。校方未再主动找过他。这让他内心发毛。
　　“所有人说话、吐痰都是针对我”
　　“我不知道他们的态度，虽然睡觉也能睡着，但晚上就是不想睡。”杨英说，在这个时候，合租的对象换了，他开始怀疑对方是来跟踪监视自己的。有一次，对方做了一只鸡留了部分给他。杨英当时觉得，“我是属鸡的，他是暗示要把我做了”。
　　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有一个周末的晚上，他在家里爆发了。那晚他不爱说话，没有吃晚饭，到了凌晨2点多还不睡。杨父起床倒了一杯水，走到杨英卧室里。
　　“我把水放在他的电脑桌上说：该睡觉了。他就把电脑桌掀了。”杨父说。
　　“我当时觉得我爸要害我，把水往电源上泼。我就砸了电脑，还打了我爸几拳，他用手护着脸，摔倒了。”杨英说。
　　“他也不知道哪来的邪劲。”杨母为此哭得很厉害，四邻都听得到。“他也不言语，走来走去，很镇定。”
　　后来的日子，杨母经常听儿子说，同屋在监视他，他去食堂吃饭时也有人跟踪，甚至怀疑卧室的电灯被安了摄像头，因此改用台灯。他不想再去食堂吃饭了，家人就给他买了很多馒头和方便面，但后来发现，馒头都长毛了，方便面也丢得到处都是，屋里满是垃圾。
　　杨父为此辞去工作，开始去学校陪孩子。杨英的成绩本来就不好，毕业前的7门补考，也有5门没有过。在考试完后，向家搬东西的往返途中，杨英“渐渐感觉路人、小汽车，甚至鸽子都是安排好的，在表演给我看，向我暗示某种东西。所有人说话、吐痰都是针对我，我连痰都不如。”
　　家人也已经怀疑杨英不是情绪问题，而是精神出了状况———他甚至怀疑自己家人和学校串通好了，把自己卧室的电灯内也安了摄像头。
　　接下来的半年，杨英的病症越来越严重，常常隔空和幻听到的对象谈话，失眠并做噩梦，且有暴力倾向。以至于杨母不得不报警，并在警察的帮助下，送他去了精神病医院。
　　“这是对教育的一种亵渎”
　　警察的一句话提醒了杨母：干嘛不起诉北京物资学院。
　　在起诉之前，杨母曾找过北京物资学院学生处的韩处长和保卫处长。当天谈话的录音显示，杨母提及那次录像“影响相当大了，(杨英)回家后一晚上就说：老师把我摄像了，当着好几个人。”韩处长回答说，当时我们处理的老师说为了保护他才这么做，如果不这么做的话，直接往上报，让上级公安机关查去，我们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
　　杨母最后说，这个事情学校做得是不是有点过了？韩处长说，很多情况下，告诉您，必须这么做。
　　在法庭上唇枪舌剑辩论时，校方也坚称，根据《北京市信息化促进条例》第36条规定，他们有责任对不当留言进行追查，并对发布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他们对杨英的调查，是在履行高等学校的教育职能。
　　而杨英的代理律师、东南大学卫生法学学科领头人张赞宁则认为，这个案子对高等教育的出发点和方式方法是个警示。校方采取政治运动式的调查和处理模式，如对杨英私人房间及电脑搜查的行为、对其本人架设录像录音设备的行为本身就是违宪违法的。
　　按中国法医学会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校方行为是产生杨英精神损害的间接原因。鉴定结论认为，杨英既往个性“胆小”，抗挫折、应激能力差，不当留言被查获，和北京物资学院的调查行为，以及他最终不具备毕业资格和学位授予资格，综合起来导致其精神分裂。“北京物资学院履行教育管理工作的行为是产生此类精神障碍的附加心理应激因素……所起的增荷作用为产生本病的间接原因。”
　　张赞宁希望借此反省高校的教育方式，他说：学校本是教书育人的场所，学校的责任就是要培养出合格的公民。然而，北京物资学院却侵犯学生的政治权利和人身权利，终使其精神崩溃，成为精神病患者，这不仅仅是杨英的不幸，更是学校的悲哀，是对教育的一种亵渎！

小白

唉。该怎么说呢
凡事要用对方法。

大嘴哥哥

是这样的，[s:161]

采花王子

我没想到问题会这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