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10年13次摘得“考古界奥斯卡” 位居全国榜首
2018年10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喜庆六十华诞。60年前，在全国文物考古工作刚刚起步时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所）成立，承担起全省文物考古工作的重任。从此，在20万平方公里的三秦大地上，诞生了一个个考古传奇：远古人类、史前遗址、帝王陵墓、古代都城……
10年，虽然只是陕西考古历程的六分之一，但不缺汗水与故事，付出与荣光！从2008年至今，陕西先后有高陵杨官寨遗址、岐山周公庙遗址、富县秦直道遗址、神木石峁遗址等13项考古荣获“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位居全国榜首。回望来路，一切都历历在目！
史前迷雾 杨官寨与“石头城”的对望
近10年来，陕西境内史前考古工作取得重大进展，学界围绕这些新发现也展开了新的研究探索，获得了许多前所未有的研究成果。其中高陵杨官寨遗址先后入选2008年度和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神木石峁遗址入选201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杨官寨遗址位于西安市高陵区姬家街道杨官寨村四组东侧，是关中地区仰韶中晚期一处特大型中心聚落遗址。自2004年首次发现至今，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该遗址开展了持续十余年的考古工作。2015年至2017年，为了探索遗址东北部聚落功能区分布状况，在遗址东段环壕外开展针对性考古发掘工作时，发现一处大型公共墓地。
经初步探明，该墓地总面积超过9万平方米，区域内墓葬分布十分密集，初步推测墓葬总数达数千座，目前已对其中的211座庙底沟文化墓葬进行了发掘清理。“墓葬均为单人一次葬，一些手在人的其他部位，如腿部、脚部，或是填土里面，明显是被移位的，我们认为这些可能是当时流行的一些丧葬的习俗，我们也在发掘的过程中戏称这些人是史前的‘剁手党’。”杨官寨遗址项目负责人杨利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该墓地当属国内首次确认的庙底沟文化大型墓地，填补了相关领域考古发现的空白，为从宏观上进一步认识杨官寨遗址的聚落布局提供了依据，也为庙底沟文化聚落形态、埋葬习俗、人种学、人群血缘关系、社会组织状况等重大课题的研究积累了实物资料。
“在中国西北俯瞰秃尾河的一处山脊上，研究人员发现了一座曾作为中央宫殿的巨型阶梯‘金字塔’，以及防御石墙、制作工具的碎片和多处布满了殉葬用的人头骨的葬坑。”2018年8月24日，英国《每日邮报》网站的一篇报道掀起了轩然大波，被称为“史前中国最大石城”的石峁遗址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位于神木市高家堡镇的石峁遗址的主体内涵是一座包含“皇城台”、内城、外城三重城垣的超大型史前城址，城内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据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石峁考古队领队孙周勇研究员介绍，石峁城址大体量的建筑全是用石头堆积而成，推算总用石料12.5万立方米，在中国考古史上绝无仅有。它是人类早期文明的重要见证，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中国早期文明格局及发展高度的传统认识，对进一步了解东亚及东北亚地区早期国家的起源与发展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商周风云 埋在地下的青铜王朝
西周是个让人着迷的朝代，其都城和王陵经过半个世纪的考古追寻，依旧充满变数。从周原，到丰镐，再到洛邑，周朝的先人们历次迁都，考古学家们也在追寻着先人的足迹一路踏访而来。不断出土的青铜器、万余件西周甲骨、10余座高等级贵族大墓、宏大的建筑基址、种类齐全的“手工作坊”群……惊喜不断的周公庙遗址和周原遗址，让考古工作者再次穿越时空，看到了西周王朝的沧桑容颜！
早在2003年，考古工作者便根据文献和考古资料显示周人迁徙之后的重要文物区域和商周时期的考古遗存，从时空范围上界定了“大周原”：北到岐山，南到渭河南岸，西到宝鸡附近。在周原，考古工作者初步建立了“周原遗址田野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GIS系统”，动态地揭示了周原商周聚落“聚邑成都”的形成过程与性质。凤雏三号基址，是目前发现的西周单体建筑中规模最大的一处，推测是周代的社祀遗存；发掘的豪华装饰的车，以往尚未见到；姚家村制作 （鹿）角镞为主业作坊遗址等的发掘，是重要的手工业研究新资料。值得特别关注的是，确认了周原遗址存在着自然水系与人工水系（池、渠等遗存）共同构成的水网系统，这在都邑考古中具有引领性、示范性作用。而“大周原”区域西部的周公庙遗址，是考古学认定的第一个西周采邑。
时隔不久，“大周原”范围内的石鼓山墓地考古传来捷报，这处位于宝鸡市区正南的渭河南岸台地上的墓地出土了各类文物共计230余件（组），其中，多达92件的青铜礼器与26组铭文及族徽符号，特别引人瞩目。墓地周边还发现数座同时期灰坑，说明这里曾是居址，居址与墓地俱全，聚落基本要素俱有，考古人员由此确认这里是一处商周时期聚落（封国或采邑）。这一发现对研究商周采邑的布局形态、采邑制度、发展调整等具有标本作用。
付出总有回报！岐山周公庙遗址成功入选200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石鼓山商周墓地入选201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周原遗址入选201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秦汉霸业 从“雍山祭祀”到“渭桥惊马”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经过持续的考古发掘，凤翔雍山血池秦汉祭祀遗址发现了大量与祭祀相关的遗存，确认了这里是西汉初期设立的国家最高等级、专门用于祭祀天地及黑帝的场所——北畤，是首次在秦都雍城附近发现的与古文献记载相吻合、时代较早、规模最大、性质明确、持续时间最长，且功能结构趋于完整的国家大型祭祀遗址。由于取得丰硕的成果，雍山血池秦汉祭祀遗址以绝对优势入选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一年后，作为在秦汉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都城——栎阳城遗址入选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秦直道是秦始皇时修建的中国最早的军事交通要道，是保存至今世界最早的“高速公路”，2009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秦直道遗址富县桦沟口段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了路面、车辙遗迹以及路面脚印、建筑遗迹等。该考古项目获得200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殊荣。同年，持续了近4年的西汉帝陵考古调查及发掘也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提起西汉酷吏张汤，可谓妇孺皆知，然而他的儿子张安世却鲜为人知。直到2008年凤栖原西汉张安世家族墓地被发现，这个官至西汉大司马的张安世才引起人们的关注。2010年度，该考古项目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遇山开路，遇河架桥。考古人员在古都西安西北郊的汉长安城遗址与秦都咸阳宫遗址之间的古渭河河床之上，先后发现了7座呈东西一线排列的“渭河古桥”。这一系列渭桥遗址的发现不但获得201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而且，若干以渭桥为背景的典故、事迹，也有了确切的“原生地”，如渭桥惊马、汉文帝入京继位大统、南匈奴单于归顺入京等一系列重要大事，均发生于渭桥之上。
北宋传奇 “考古鼻祖”墓园遭盗掘
北宋年间，蓝田县出了个引人注目的家族群体——吕氏家族。该家族的吕大临曾师从于大儒程颐，与游酢、杨时、谢良佐并称程门四先生。除了家学深厚，吕大临与同族兄弟在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等方面做出了大量具有开创意义的成果，被后世称为“考古鼻祖”。
2006年秋，西安市公安局刑侦局二处五大队成功侦破了一起文物盗窃走私案，收缴文物119件，均为宋代瓷器和汉之前青铜器，其完整、精美程度令人咋舌。案发后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联合组队，于2008年6月对吕氏家族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清理墓葬29座，东、西两侧围沟各一处，调查勘探家庙遗址一座，出土文物700余件组，砖、石墓志铭28盒。2010年度，蓝田北宋吕氏家族墓园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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