骄傲的帝都咸阳，看看我那些有名的乡党---班固
本帖最后由 石为开 于 2014-3-14 10:31 编辑小弟名叫，踏三山游五岳，恨天无把恨地无环，代管咸阳及周边各县，真正大英雄石为开。
八百里秦川腹地，渭水穿南，嵕山亘北，山水俱阳，故称咸阳。
十三朝古都，人杰地灵，能人辈出。
作为一名自豪的咸阳人，叫我们细数一下我们有名的乡党。
按年代来算班彪，当之无愧老大。
班彪字叔皮，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出身于汉代显贵和儒学之家，受家学影响很大。从小好古敏求，与其兄班嗣游学不辍，才名渐显。
西汉末年，为避战乱至天水，依附于隗嚣，欲劝说隗嚣归依汉室，作《王命论》感化之，结果未能如愿。后至河西（今河西走廊一带 ） ， 为大将军窦融从事 ， 劝窦融支持光武帝。东汉初，举茂才，任徐县令，因病免官。班彪学博才高，专力从事于史学著述。写成《后传》60余篇，斟酌前史，纠正得失，为后世所重。其子班固修成《汉书》，史料多依班彪，实际上是他修史工作的继续。其女班昭等又补充固所未及完成者。
班彪，《汉书》作者班固的父亲。家世儒学，造诣颇深。幼年从兄班嗣一同游学，结交很广。二十多岁时，西汉末年，群雄并起，隗嚣在天水拥兵割据，他避难相随。
早期经历
投奔隗嚣:
有一次，隗嚣问班彪道：“从前周朝灭亡，战国纷争，天下四分五裂，经过好几代才得安定。是合纵连横的事又将出现在今天呢，还是承受天命，在某一个人身上呢？望先生谈谈看法。"
班彪答道：“周朝的废兴，与汉朝不同。从前周朝分爵为公、侯、伯、子、男五等，诸侯掌握自己的领地各自为政，正像一棵大树，本根很弱小，枝叶很茂盛，所以到了后来，出现合纵连横的事，是形势促使它那样。汉朝继承秦朝的制度，改封建为郡县制，国君有专制的权威，臣下无百年的大柄。到了成帝，假借外戚的势力，哀帝、平帝在位时间很短，三帝无子，所以王莽篡位，窃取国位年号。危险来自上边，伤害不及下面，因此，王莽真正篡位之后，天下人没有不伸着脖子在叹息。十多年间，中外发生搔扰，远近都在行动，各自打着刘氏的旗号，会合响应，众口一词，不谋而同。现在英雄豪杰统治各州县的，都没有像七国传统的资本，可百姓却异口同声，想念汉朝的恩德，发展趋势已经可想而知了。"
隗嚣道：“先生分析周朝与汉朝的形势是对的，至于只看到愚蠢的百姓习惯刘氏姓号的缘故，而说汉家一定复兴，这就不见得了。从前秦朝失去天下，好比一只鹿逃走了，刘邦追鹿到了手，当时人又谁知有什么汉朝么？
班彪一方面痛恨隗嚣的狂言，一方面又感叹时局艰难，于是著一篇《王命论》，认为汉德是继承唐尧，有灵验的王符作证，王者登上宝座，不是凭欺诈能成功，想用这来感动隗嚣，可是隗嚣始终不觉悟，于是避走河西。
主事窦融:
河西大将军窦融用他作从事，十分恭敬地待他，用师友之道接待。班彪就替窦融出谋划策，敬事汉朝，总领西河一带来抗拒隗嚣。后来窦融奉诏回京师，光武帝问道：”你所上的奏章，是谁和你参谋？“窦融答道：”都是我的从事班彪做的。”皇帝一向听到班彪很有才干，于是召见班彪，举他作司隶茂才，叫他作徐州令，因病没有就位。后来几次应三公的命令，就去了。任为县的长官，又为司徒掾。
班彪时有奏言，对时政多所建议，如《复护羌校尉疏》、《上言选置东宫及诸王国官属》、《奏议答北匈奴》等。
不久因病免官，专心史籍。晚年任望都长。班彪专心于史学，尤好汉代史。
潜心修史:
班彪既有高才又好写作，于是专心在史籍方面下功夫。武帝时，司马迁著了《史记》，从传说中的黄帝写到当代汉武帝，从太初年间以后，缺了没写，后来褚少孙、刘向、刘歆、冯商、扬雄等十多位学者都曾缀集时事，或补或续之。但是文笔鄙俗，不配为《史记》的后续之作。
范晔评价他：班彪以通儒上才，倾侧危乱之间，行不逾方，言不失正，仕不急进，贞不违人，敷文华以纬国典，守贱薄而无闷容。彼将以世运未弘，非所谓贱焉耻乎？何其守道恬淡之笃也。
班彪曾作《前史略论》，详论以往的史学得失，实为撰写《后传》有所借鉴和改进。他简要地追述了先秦秦汉之际的史官和史籍，着重评论司马迁所著《史记》的内容、体裁、体例和思想。他说：“迁之所记，从汉元至武以绝，则其功也。”“然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充分肯定了司马迁的史才。但又评道：“其论述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贱；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诚令迁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意亦庶几矣。”这对司马迁的异端思想极尽讽刺，表明了他的正宗观点，自然也是他写《后传》的指导思想。《前史略论》是中国古代较早的一篇史学论文，可谓儒家正统史学观点的代表，在中国史学理论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建武三十年（公元55年），班彪死在官位上，终年五十二。他所著的赋、论、书、记、奏事共九篇。
在两汉之际的历史形势中，班彪投靠刘秀，撰写《后传》，鼓吹“王命”，促进统一，政治上是识世务者，思想上是个正统论者。
班彪从小接受儒家思想，他的史学观点与司马迁有所不同。他认为司马迁在《史记》中“崇黄老而薄五经”、“轻仁义而羞贫穷”、“贱守节而贵俗功”，是一个大弊端。然而他也称赞司马迁“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他的这些观点完全被班固继承，对于《汉书》的编撰影响颇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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