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文之道在于做人
为文之道在于做人——在槐乡情韵研讨会上的发言（2013年11月6日）秦 力 槐乡情韵三本书我在出版之前已经全部阅读了。耿军平的《生命之花》和安斌的《回味岁月》我应邀写了推介性文字；张美峰的《四季风雨》我当时分别向省市县相关人士和媒体朋友或打电话或当面约谈或写信推荐，最终还是出版了，可喜可贺啊！虽然阅读这三本书已经一两年过去了，期间我还阅读了我省大约30位作者的各类作品，但对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一下几篇：如安斌的《酸枣树》：“在悬崖绝壁上生长，在狂风暴雨中开花，在烈日炎炎下结果······小草有时候也会离你远去，寂寞和孤独陪伴着你，沉默是你生活的全部内容······你对命运的刻薄不憎恶吗？你对生活的残酷不恐惧吗？——即使有一天成了打柴郎担中一捆枯柴，甚至被过早砍下成为一道挡鸡防雀的屏障。你也不因此而伤感悲哀。因为你深深地懂得：生命，即使化作烟雾也要袅袅升腾而不汇聚盘旋。”可见安斌的典型文风，无时无刻都在梦想着汇聚盘旋、袅袅升腾。因此，安斌才能把霞光当作希望高高擎起，在悬崖绝壁上向秋天宣告成熟和收获；把生命的根深深扎进黄土，在黑黝黝的土壤里寻求属于自己的光亮。 《生命之花》里既有军平人生的履痕，有对生活的思考，有对亲情的展现，有对乡情的怀恋。作者取材于身边的人和事用清纯的文笔，叙说着心中的爱憎，没有哗众取宠，没有虚张声势，自然朴实地表达心中集存的情愫。可以说《生命之花》带着军平体温、心跳和血脉贲张，如《想起那片美丽的苜蓿地》《夫妻有缘》这些灵智机敏的叙事，使我看到当代诸多散文普遍缺失的东西。现代网络的复制、粘贴使写作“轻”到成为任何一个可以码字者盘中一道小菜的时候，军平的这种让自己的经验真实在场，使词语的血肉自然在场的叙事文本，对于今天的写作行为来说，真是难能可贵。张美峰的《四季风雨》刻画解放前的秦腔戏剧艺人、游击队、地下党、贫苦百姓、出家人、军阀、政客、土匪、老江湖、妓女等人物栩栩如生，演绎了一出凄美的世间绝唱。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催人泪下，回味无穷……描写的永寿县、乾州、西安等地独特秀丽的自然风光、淳朴厚重的民俗风情、馋涎欲滴的地方美食以及娓娓动听的传说为小说增色匪浅。我们今天既然召开研讨会，就要对三部作品的成败得失做一系统评价，在这方面，在坐的老领导陈主任、张主席、王主席、杨主席都是行家里手，他们都会做恰到好处的精彩评介，我就不班门弄斧了。但是永寿文联戴丽主席不辞辛苦，克服困难组织槐乡情韵研讨会，请我这个老主席回来，不说几句肺腑之言，就不是我的性格了。所以，我就为文之道在于做人这个话题说三句话，和永寿文艺界同仁共勉。一、为文在做人，做人在衣食足良心安。 管仲在《管子*牧民》里讲“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司马迁后来在《史记. 管晏列传》中将“则”改成了“而”，就有了为后世津津乐道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大义为：粮仓充实就知道礼节；衣食饱暖就懂得荣辱；君王的享用有一定制度，六亲就紧紧依附；礼、义、廉、耻的伦理不大加宣扬，国家就会灭亡。颁布政令就好像流水的源头，要能顺乎民心。用现代眼光看这句话完全符合唯物主义有关“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文明决定精神文明”等相关观点，我们现在创作文艺作品，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它自然属于上层建筑，那么衣食足良心安则是它的基础。所以，我希望广大业余作者，不要把文学看的多么神圣，首先要让自己在物质方面能很好地活下去，在精神方面做人处事能问心无愧。其次，你才能在你的作品里大加宣扬礼、义、廉、耻、正能量、和谐社会等等；再次，我觉得任何好的文艺作品，无论是散文、诗歌还是小说、曲艺。正如管仲所言，任何作品只要有了受众或者粉丝，就要像流水的源头，要能顺乎民心。 二、为文在立意，立意在不随潮流。孟子讲：为政之道，在于安民，安民之要，在于察其疾苦。套用这句话说：为文之道，在于立意，立意只要，在于察其潮流而不随波。清代学者曾言：好为奇谈怪论以惊世骇俗者古今亦然。这方面我举金圣叹的例子：史载金圣叹性情放诞，好为奇谈怪论而每有新异之见，具有晚明文人的气质。比如《西厢记》是戏曲、《水浒传》是小说。他为了广而告之，倾其全力推广戏曲小说，竟然匪夷所思，亲定所谓的“六才子书”，把《西厢记》、《水浒传》与《庄子》、《离骚》、《史记》及杜诗相提并论，引伸了李梦阳、李贽等人的文学观。他定“六才子书”的做法，其实只是为了提高《西厢记》、《水浒传》的地位。经他删改、评点的《水浒传》和经他评点的《西厢记》，后来成为最流行的版本，在民间影响很大。他的评点议论，如强调描写人物性格的重要、重视故事结构等，常有精彩之见，在文学批评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试想，如果没有金圣叹的奇谈怪论惊世骇俗。《水浒传》、《西厢记》，在民间，在后世的影响能有如此大吗？近代学者章太炎自觉“功在孙中山之上”他说，“吾死之后，中华文化亦亡矣”的气概与豪情，立论惊世骇俗，为人特立独行，其“学在民间”之志存高远，至今少有人能望其项背。太炎先生最令人不解的怪论之一，就是以民国元勋身份而反对新式教育，认定废科举兴学校不但不能使学术日进，反而必定‘使学术日衰’……”似乎还真的有点不好解释。且不说当年如何，现在看，不幸而言中。我举金圣叹和章太炎的例子，无非是想说明，做为文艺工作者，作为业余作者，千万不能人云亦云。一定要有奇谈怪论惊世骇俗的勇气。即使经过实践的检验和时间的沉淀证明是错的，也为后人提供了以资借鉴的东西。 三、为文在写实，写实在不避权贵。 1977年，我花三毛钱买了两本连环画《伽利略》、《哥白尼》。大家知道，伽利略发明了摆针和温度计，他在科学上为人类作出过巨大贡献，是近代实验科学的奠基者之一。他在力学领域内进行过著名的比萨斜塔重物下落实验，推翻了亚里士多德关于“物体落下的速度与重量成比例”的学说（两个铁球同时着落），建立了落体定律；还发现物体的惯性定律、摆振动的等时性和抛体运动规律，并确定了伽利略相对性原理。哥白尼相信研究天文学只有两件法宝：数学和观测。他不辞劳苦，克服困难，每天坚持观测天文现象，30年如一日，终于取得了可靠的数据，提出了“日心说”，并在临终前出版了不朽名著《天体运行论》。哥白尼的“日心说”沉重地打击了教会的宇宙观，这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伟大胜利。试想这两位科学巨人，如果他们不“写实”，他们拘泥于亚里士多德和教会的权威，他们的落体定律和“日心说”能大行于世吗？再看我们永寿的大作家豆冷伯先生，无论是他的《畸殇》《荒隅》，还是《豳风三叠》，都具有浓浓的写实味道。特别是他的《血龙树下》，那真是我的第三个观点“为文在写实，写实在不避权贵”的绝妙注释，四年前我读这本小说，至今记忆犹新。什么功武公司、平兴公司那些害永寿的瞎怂就应该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本小说无所谓春秋笔法，没有为“尊者”讳。我套用网络用语，《血龙树下》真是永寿五百年来第一书。我如果有时间和勇气，一定像金圣叹那样好为奇谈怪论，用我亲身经历的实事注释《血龙树下》，力争使《血龙树下》像落体定律和“日心说”一样大行于世。欢迎批评，谢谢大家。 2012年10月30日于大秦帝都好古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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